中国在非洲能源领域遭遇的重大挑战

  • 行业动态 | 2016-6-6 0:58:53分享新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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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能源关系经过短短二十余年的发展已获举世注目,非洲已经成为继中东之后中国最大的海外能源供应地。非洲石油占中国海外能源进口的比重一度高达30%,尽管此后占比有所下降,但中国进口非洲石油的绝对数量总体趋势是上升的。非洲能源资源对中国的重要性也可以从中国国家领导人对非洲频繁、高规格的访问中看出端倪。前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因在其任期内因多方面推动中非关系发展而赢得了“非洲人”的称誉,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出访的第二站也是非洲。

然而,随着中国与非洲能源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在非洲能源领域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受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及非洲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国从非洲的石油进口自2010年以来连续下降。要加强与非洲的能源合作,有必要厘清中国目前在非洲能源领域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并希望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

一、来自投资对象国的国家风险

中非能源合作面临的第一个层面的挑战是来自投资对象国的国家风险。这种国家风险又分为三个层面,即政治风险、法律政策环境风险及资源民族主义浪潮带来的投资环境不确定性。

 1. 政治风险

非洲国家普遍独立较晚,民族主义意识较为薄弱,族群主义或部落意识相对浓厚,国内各地区之间联系较为薄弱,加上殖民时代宗主国在非洲地区实施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导致非洲国家普遍政治统合力差,国内地区之间、族群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矛盾不断,严重的甚至导致地方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直至内战。这些矛盾冲突有时甚至跨越国界,演变为非洲地区国家间战争。

例如20世纪60年代尼日利亚的“比夫拉”战争和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两次刚果战争,后者规模更大,第二次刚果战争更有“非洲的世界大战”之称。政治冲突与对抗必然会严重影响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局稳定。对投资者而言,就是严重的国家政治风险。

根据《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和平基金会的研究,非洲国家在年度“失败国家”的排行榜中常常名列前茅。以2012年为例,在当年位列前10的“失败国家”中非洲国家独占7席;在仅次于“失败国家”的60个“脆弱国家”中,非洲也占了一半多,达32席。

由于非洲国家普遍较为贫困,能源资源的开发往往占资源国财政收入的较高比重,能源财富分配和使用不当,不仅会导致非洲国家经济上出现“荷兰病”,而且在政治上也会造成严重后果,例如前述的比夫拉战争,就部分地与拥有石油的比夫拉地区豪萨人不愿与其他地区共享石油利益有关。

在2011年的利比亚内战中,石油财富分配矛盾就是利比亚东部以班加西为中心的民众起而反抗卡扎菲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体而言,非洲是世界政治风险最高的地区,政治风险给中国在非洲的能源资源寻求及其他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威胁是巨大的。利比亚内战和政局更迭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2. 法律政策环境风险

非洲能源资源出口国的制度化程度普遍不高,治国理政水平低下,导致腐败问题极为严重。尽管整个非洲社会,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领域,对于腐败现象是极为反感和高度谴责的,但缺少有效的法律制裁体系。

从非洲国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一党制转型为军政府,到八十年代末从军政府转型到民主政体,乃至今天非洲国家对多党民主体制的种种批判和不满,在国家的内部政治更迭中,“腐败”都是政治反对派推翻执政者的一个极为突出的借口。但是,这些都没能改变腐败是非洲由上至下的政府机构运行中日常和普遍的一部分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腐败甚至成了非洲的代名词。

在2012年透明国际提出的174个国家全球腐败印象指数(CorruptionPerceptions Index)排行榜中,拥有大量能源资源的非洲国家苏丹、利比亚、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刚果共和国、尼日利亚和加蓬等无一不占据高位。

腐败引发的官员逐利行为会造成政府资源政策的不稳定,抬高企业的经营成本,也破坏了企业公平的竞争环境。例如,尼日利亚政府在石油开发中的角色就让许多企业感到困惑,石油开发权及承包项目的生杀予夺完全取决于政府官员的态度。美国法庭就曾揭露尼日利亚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接受美国德克尼公司(Technip)以及另外3家公司的巨额贿赂,从而让它们在10年间获得了超过60亿美元的服务合同。

美国海洋能源公司(Ocean Energy)为竞得尼日利亚OPL256海上区块的开发权,也不得不额外付出1.45亿美元的所谓“公关费用”。世界著名风险评估公司英国梅普尔克罗夫特公司(Maplecroft)2012年9月在其发表的风险分析报告中也将尼日利亚司空见惯且不断泛滥的腐败现象列为外国投资者在尼日利亚所面临的三大风险之一。

 

3. 不时涌现的资源民族主义浪潮加大了非洲国家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

资源民族主义是指“国家控制或支配能源资源,和随之而来的出于政治意图潜在地使用这一力量。”

资源民族主义属于经济民族主义范畴。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国家实施资源民族主义政策是国家行使其经济主权的体现,任何国家无权干涉。1974年,联合国《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国家经济权利与责任宪章》都明确承认国家对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

然而,资源民族主义政策却是外国投资者必须考虑的重大政治风险。特别是对于勘探开发风险极高且投资额巨大而回报周期又比较长的能源行业而言,当能源企业将大量资本投入到能源勘探与开发领域之后,相关国家突然变更原有的能源投资政策,必然会导致能源企业相对于东道国的“议价能力”衰减。

由此,企业有可能遭遇重大的投资损失。在非洲,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当能源资源产品价格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时,为了吸引外国能源企业的投资,非洲资源国纷纷开出较为优厚的政策条件。2003年以后,国际石油价格飞涨,在2008年达到每桶147.27美元的高位,此时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在非洲大地再次涌动,非洲能源生产国纷纷提出修改能源领域的投资政策,要求获得更多利益。诚然,合理的政策调整是企业可以接受的,但是一些非洲国家利用能源企业议价能力降低的时机实施的资源政策,却往往有杀鸡取卵之嫌。

 

 

二、面临的国家战略层面的挑战

在加强与非洲的能源合作中,中国正面临两大国家战略层面的挑战:一是国际上对非洲能源的战略竞争;二是拥有话语霸权的西方对中国进行“新殖民主义”的诋毁。

 

1. 国际上对非洲能源的战略竞争

就国家间对非洲能源的战略竞争而言,非洲能源已经日益成为一个大国谋求能源安全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对象。能源从来就不是普通的经济资源,它具有战略属性。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的“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的名言,时时触动着相关国家的神经。

美国为了确保非洲的能源稳定供应,不断加大对非洲的投入,例如通过《非洲增长与机遇法》、“千年挑战账户”、“非洲全球竞争力计划”等,展开针对非洲的经济与援助计划。在军事上,“9.11”事件之后,美国加大了在非洲的反恐投入,并于2007年10月正式建立美国非洲司令部(USAFRICOM)。原因之一是美国希望用军事手段为美国公司获取石油保驾护航,从而达到控制非洲大陆石油资源的目的。

外交上,美国也特别注意对非洲国家的能源外交。2008年和2009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和奥巴马先后访问西非小国加纳,不仅仅因为其是非洲民主政治的“典范”,更因为加纳发现了著名的朱比利(Jubilee)海上大油田,相关研究表明,该国远景油藏可观,极有可能超越苏丹和安哥拉成为非洲第三大原油生产国。

传统上,欧洲是非洲能源最大的消费地。欧洲每年进口的非洲石油占非洲石油总产量的30%以上。北非国家生产的石油天然气大多出口到欧洲。

为了稳定非洲的能源供给,欧盟除了利用欧洲对非洲的传统政治影响,还在2007年12月召开的欧盟—非洲首脑会议上,宣布将与非洲建立新型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以此来处理双边事务、应对国际挑战。在欧盟与非洲联合战略的八大伙伴关系中,欧盟非洲能源伙伴关系(AEEP)就是其中之一。

欧盟还积极推动连接欧洲与非洲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迄今,非洲与欧洲间已有3条天然气管道,未来还将增加2条。通过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欧洲将能有效地锁定非洲天然气资源。除欧美外,印度、日本等国也制定了积极的非洲能源战略。

由于长期受到印巴负面关系的影响,印度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关系和能源关系颇为微妙。隔印度洋相望的非洲成了印度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除了利用以往的“印度洋英语圈”纽带以及非洲印裔网络外,2007年印度首次举办了“印非石化能源合作会议”,印度石油天然气国务秘书斯里尼瓦森(M. S. Srinivasan)明确表示,为增加非洲石油进口,印度愿意向非洲提供低息贷款、政府间援助和发展政治军事关系。

印度还借鉴中国经验,举办印度—非洲论坛峰会,加大对非洲的“硬援助”与“软帮扶”,增进印度与非洲之间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全方位合作。除了常规能源外,印度还积极探索与南非进行民用核能合作,并寻求从南非、纳米比亚和尼日尔进口铀矿资源,并与部分产铀国签署了铀矿开发合作协议。

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改组石油企业,增加官方发展援助(ODA)以及主办“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等方式谋求扩大对非洲的影响。尽管从结果来看,日本从非洲进口的能源总量仍极为有限,但是日本更在意“削弱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除上述主要国家外,俄罗斯、韩国、巴西等国也在积极增加对非洲能源领域的介入。

俄罗斯在普京第二任期国力有所恢复后,积极寻求利用前苏联时期留下的丰厚遗产恢复对非洲的影响力。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先后访问了非洲的一些能源生产国,后者还明确了俄罗斯对非政策的友好务实的战略原则。

韩国作为世界第五大能源进口国,除前总统卢武铉直访非洲能源国家外,还加强企业协调和政府支持,并模仿中国举行“韩非首脑论坛”,向非洲推介韩国现代化的经验并增加对非洲的援助,拉近与非洲的关系。

本世纪初之前,巴西缺乏一个明确、统一的对非政策。但卢拉出任巴西总统后,大搞首脑外交,先后12次出访非洲,共计访问了29个国家,创下世界纪录。此外,巴西还借助与非洲之间葡语文化和传统的黑人文化联系,通过主办“非洲南美峰会”、“巴西非洲政治合作论坛”、“巴西南非及印度三国对话论坛”等方式加强与非洲的政经关系。

 

2. 拥有话语霸权的西方对中国进行“新殖民主义”的诋毁

拥有话语霸权的西方对中国在非洲的能源资源活动进行的“新殖民主义”诋毁,使中国在非洲和国际社会的形象遭到严重损害。中国在非洲能源领域引人注目的成就遭到了将非洲视为其后院的欧洲以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美国的强烈敌视。

自2006年以来,这些国家的一些政治家、相关团体和智库学者不断诬称中国在非洲的能源获取行为是“新殖民主义”。

从2006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在访问尼日利亚时称“中国今天在非洲所做的,多数是150年前我们在非洲做的”论调,到2011年6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在赞比亚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警告非洲必须警惕中国的“新殖民主义”的话语,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言论在各个场合不断出现。

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南非以及瑞典等国的媒体,在这个问题上也十分活跃,例如,美国《纽约时报》就曾说过中国在非洲的目标“并非完全不像150年前欧洲在该地区的目标”。

指责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也不少,例如,仅仅因为中国从安哥拉和利比里亚分别进口了大量石油和铁矿石,全球见证(Global Witness)就毫不迟疑地指称中国是非洲的新资源殖民主义者。部分非洲国家精英基于各自不同的考量,也不时提出所谓的中国对非洲的“新殖民主义”威胁。

例如,2006年12月南非领导人姆贝基(ThaboMbeki)警告非洲应该努力将其与中国的关系建立在平等贸易的基础上,避免与中国发展成一种“殖民关系”。前利比亚政治狂人卡扎菲为实现自己的非洲领袖梦,更不断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

在2009年11月10日在埃及举行第四届中非合作部长论坛会议期间,利比亚外长穆萨·库萨(Musa Kusa)公开声称“当我们面对当前现实时,我们发现存在着一些类似中国入侵非洲的东西,这让人想起殖民主义对非洲造成的影响。”赞比亚政治家萨塔(Michael Sata)则在成为该国总统前也将中国投资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

津巴布韦的作家、政治活动家,穆加贝政府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里约斯·恩格瓦亚(Rejoice Ngwenya),也曾撰文呼吁停止歌颂中国的“新殖民主义”。要想解答中国是否在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首先应明了“新殖民主义”的内涵,特别是非洲人怎么界定“新殖民主义”的。

加纳前总理恩克鲁玛在其名著《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一书中认为,新殖民主义是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后,帝国主义国家用来控制新兴独立国家的主要工具,“新殖民主义的实质是,在它控制下的国家从理论上说是独立的,而且具有国际主权的一切外表,实际上,它的经济制度,从而它的政治政策,都是受外力支配的。”

作为总理,恩克鲁玛还非常清楚西方财团在非洲新殖民主义中扮演的角色,明确指出“现代新殖民主义是以大财团控制名义上取得独立的国家作为基础的。”1961年3月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专门通过了一项关于“新殖民主义”的决议,认为“新殖民主义是非洲新近获得独立的国家或者接近这种地位的国家的最大威胁;新殖民主义是殖民制度的复活,它不顾新兴国家的政治独立得到了正式承认,使这些国家成为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或者技术方面进行间接而狡猾的统治的受害者”。

决议还指出了新殖民主义在非洲的8点主要表现。此外,西方一些著名学者也指出新殖民主义本质,例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新殖民主义“是一种让予政治独立来换取经济上的依附和剥削的间接统治制度。”

从上述有关“新殖民主义”的界定中可以看出,中国与非洲之间的经济关系根本与“新殖民主义”毫无任何联系。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8项原则到2006年的中国对非政策白皮书,中国政府对发展与非洲国家经济关系的原则是非常明确的。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共同发展、不干涉内政和不附加任何条件一直是中国政府所坚持的核心原则。

在中非商业交往中,中国政府一直遵守公平的市场经济原则,并没有通过不平等手段低价获取非洲原料和初级产品。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中国大量的需求和对非洲能源市场的深度耕耘,产生了“鲶鱼效应”,才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国家对非洲能源的垄断局面,使得非洲国家在能源贸易中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并在能源开发中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权和更为可观的经济收益。

特别是中国在中非能源合作中,切实履行了“授人以渔”的政策思想,通过能源项目帮助有关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并建立起上下游齐备的完整的能源产业链。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跨国公司能像中国帮助苏丹那样促进非洲石化产业全面发展呢?

尽管温家宝总理在第四次中非合作论坛部长会议上表示,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论调由来已久,不值一驳。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例如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Meles Zenawi)、刚果总统萨苏(Denis SassouNguesso)都表示过,非洲人民经历过殖民主义,知道什么是殖民主义,绝不会被这种论调误导。

然而,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论调还有很大市场,值得高度重视。必须承认,目前西方国家仍占据着国际正义和道德优势的至高点,西方的舆论还主导和影响着全世界,为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谋求优势,西方国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打击中国的机会,“新殖民主义”就是西方打击中国的一个手段。西方就是要利用自己的话语权优势,通过“新殖民主义”的诋毁,“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只重利润、只会‘索取’而不关心非洲民主和人权的国家”,从而在发展良好的中非关系之间打下不和谐的楔子。

由于西方国家在非洲的长期经营,与非洲本地精英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今执掌非洲国家权柄的高层精英绝大多数又是西方国家培养的,在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方面深受西方世界的影响,所谓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论调不仅在国际上而且在非洲都会有一定市场,并且会随着中非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反复涌现。就在2013年3月,尼日利亚中央银行行长萨努西(Lamido Sanusi)还在英国的《金融时报》又重复了同样的论调。

因此,中国有必要运用各种方式让非洲了解中国对非关系的诚意,加强与包括非洲领导精英在内的非洲各阶层的交流沟通,并努力增强中国国际政治的话语权。当然,中国也应明确告诉非洲国家应放弃寻找救世主的心态,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非洲大地的救世主。作为非洲全天候的好朋友、好伙伴,中国愿真诚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非洲的发展主要还要依靠非洲人民自己的智慧与双手。

 

 

三、面临的企业层面的挑战

中国在非洲能源领域面临的第三个层面的挑战是企业层面的挑战,包括五个方面:即中企与非洲资源国国有能源公司的关系、中企与西方跨国能源公司的关系、中企与其他国家的能源公司的关系、中国企业自身能力的培养以及自身能力不足时借助中介者的能力。

 

1. 中国企业与非洲资源国国有能源公司的关系

在能源资源国有化的过程中,非洲国家不仅获得了对本国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的主导权,而且建立了一批直接管理与运营本国能源资源的国家石油公司(NOC)。经过多年的发展,拥有资源优势的非洲国家石油公司例如尼日利亚、利比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和南非等国的国家石油公司在国际上都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一些非洲国家的NOC总收入占本国GDP的20%以上,在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甚至高达50%以上。

尽管根据股权结构、所在国资源状况、运营方式,非洲国家的NOC可分为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NOC在经营和发展方向上也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它们的国有性质决定了其有服务于国家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共性。它们不同于私有公司,其经营目标除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以外,还要体现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政策意愿。

由于NOC掌握着本国的油气资源,因而它们占据了国际油气合作的主动权。没有国家石油公司的同意,就无法获得当地油气资源的开发权。正是由于缺乏有关非洲国家石油公司的支持,中国能源企业收购主要能源资产位于利比亚的加拿大维伦尼(Verenex)公司以及马拉松(Marathon)石油公司所持安哥拉第32深海石油区块20%的股份的努力,均因相关国家国有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而以失败告终。

为了增强非洲国家的谈判力量,一些非洲国家除了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外,还建立了非洲石油生产国协会(APPA),非洲各国石油公司间的投资合作也在增多。如何搞好与非洲国家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中国能源企业进入非洲所面临的首要课题。

 

2. 中国企业与西方跨国能源公司的关系

由于在非洲的长期经营,埃尼、BP、雪佛龙、英荷壳牌,道达尔、埃克森美孚、阿纳达科等国际能源企业不仅拥有技术、资金、管理上的优势,还有相当的人脉优势。尽管在资源国有化浪潮中非洲国家收回了资源主权,但是西方跨国公司却主导了这些国家大部分石油区块的开采。

非洲传统的石油出口主要面向西方国家,成品油进口也来自西方主要石油公司。加之石油收入往往是非洲产油国最主要的财政收入,这为跨国石油公司与当地政要提供了更多交往的机会,进而与相关国家的一些政治力量建立起了密切的利益联系。并且由于长期受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当地社会精英对西方文化更为熟悉。

这些都是中国企业所不具备的。目前中国企业在非洲的能源开发还主要集中在外围边缘地区,要想进入非洲能源的核心地带,必然会遭到这些大型跨国能源企业的抵制。如何搞好与大型跨国能源企业的关系,如何在竞争的同时,寻求合作共赢,迫切需要中国能源企业乃至国家层面的战略设计。

 

3. 中国企业与其他国家的能源公司的关系

亚洲及其他地区国家的石油公司是中国企业在非洲能源活动中的重要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虽然这些石油公司在非洲开始活动的时间相对较晚,但由于部分石油公司肩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使命,得到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例如韩国、日本、印度以及马来西亚能源企业等。近年来,它们在非洲能源行业异常活跃,无形中加剧了非洲能源行业的竞争。作为非洲能源行业的后来者,这些公司虽然整体力量有限,但不乏独特优势。

例如,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在深水石油勘探和生产方面就居世界领先地位;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几乎是国家的化身,同样的伊斯兰教信仰有助于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与非洲当地国家的交流与沟通;大量印裔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存在、印度与非洲同属“印度洋英语圈”的地缘优势以及较丰富的国际化运营经验,使得印度石油公司在非洲的经营也是风生水起。

尽管这些后来者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更有友好合作的一面。如何像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在苏丹那样有效地与马来西亚石油公司、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既竞争又合作,达到取长补短、积聚优势的目的,也是值得中国能源企业思考的。

 

4. 中国企业自身能力的培养

中国企业自身的能力建设问题也是加强与非洲能源合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国门才二十年,真正大规模进军海外只有十多年的时间。与西方跨国公司相比,中国能源企业的国际化运营、人力资源培养、国际风险资金运用、国际并购、国际公关、危机处理等方面的能力尚待进一步提高。在某些方面,中国能源企业还不如马来西亚、巴西、印度等国家的能源企业。

以海外并购为例,中国石化拆资20亿加元(约合18亿美元)收购加拿大Tanganyika公司的并购案,从国际同业的反应来看价格明显偏高。由于收购策略不当,中方收购行为成为对方抬高股价的重要手段,该公司在2008年1月份每股价格仅为9.89加元,到当年9月收购协议达成时,股价已上升到17.5加元,最终收购价更是高达每股31.5加元;中国石化的竞争对手印度ONGC维德士(Videsh)出价仅为12亿~15亿美元。

中国石化实施的Addax公司收购案也被认为收购价格过高。过高的并购价格实际上是中国企业对海外能源综合研究能力和并购能力欠缺的表现,不能因此后国际油价上涨,相关公司股价上升,就否认当初收购价格的高昂。此外,中国四大能源企业在海外的合作也有改进的余地。如何避免再次出现类似中国石油与中国石化在苏丹能源项目竞标中相互撕杀的情况,加强中国四大能源企业在国际能源活动中的合作与协调,也是值得研究的议题。

 

5. 自身能力不足时借助中介者的能力

在利用“能源掮客”方面,中国企业缺乏应有的技巧。通过“能源掮客”进入外国能源领域只要行为得当,无可厚非。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能源掮客”与“军火掮客”一样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资源。

智慧地让这些“能源掮客”为我所用,何乐而不为。中国能源企业之所以能进入安哥拉能源领域,很大程度上借助了中国国际基金公司(简称中基公司)的力量。在中基公司的有效运作下,中国石化、中基公司以及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三方合作成立安中石化国际公司(SSI),中国石化不仅因此获得了安哥拉大量的石油供应,而且还通过SSI获得了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转让的部分能源区块的开发权。

中基公司利用它与安哥拉高层的私人关系,通过有效嫁接中国资金与非洲石油而获得巨大的收益,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能源掮客”们的利益取向和运作方式并不总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利用它们的同时,如何避免副作用,也是需要中国能源企业深入思考的。例如,2006年安哥拉政府拿出部分石油地块招标,中基公司的代表在没有事先与大股东中国石化进行磋商的情况下,就报出的创纪录的高价;2008年中基公司利用在尼日利亚的高层关系,介入中国海油收购OPL256油田的交易,最终导致中国海油收购失败。在安哥拉,当中国石化与中国海油撇开中基公司联合收购马拉松公司出售的股份时,中基公司又从中作梗,导致中方收购失败。

不仅如此,中基公司后来的一些作为又给中国的非洲战略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此外,中基公司还利用与中国能源企业的紧密联系,对外打着代表中国政府的幌子,利用非洲有关国家的政治乱局,进行毫无道德操守的活动,令中国的国家形象遭到玷污。

2009年8月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在其发布的《渴望非洲石油》的报告中,甚至将中基公司称为“中国墙”,指其为中国政府和非洲之间的一道防火墙。中基公司在安哥拉、几内亚、津巴布韦等地的危害之大,迫使中国外交部不得不多次重申中国政府与中基公司没有关系。

目前,非洲能源开发呈现爆炸性态势,一方面旧的能源富集区不断有新资源发现,另一方面传统上不受重视的东部非洲地区近两年也有大量的能源发现。非洲能源富集国家都希望利用能源资源摆脱贫困并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这为中国进入非洲能源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期。而如何应对上述诸多挑战,将关系到中国非洲能源战略的成败,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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